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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學男|同構: 現代化進程中少數民族地區教育發展與經濟發展的一種關聯

【瀏覽字體:】 發布時間:2021-04-21 來源:《民族教育研究》

問題的提出

  我國已進入全麵建成小康社會的攻堅時期,任何一個少數民族的發展都關乎“全麵小康”的實現。2018 年黨的十九大和全國教育大會上, 都對新時代的教育發展進行了全麵部署, 其中少數民族地區的教育發展與經濟發展成為攻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焦點之一。教育被賦予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重大使命, 教育扶貧體現了教育發展與經濟發展的內在關聯。在雲南省騰衝、景洪兩地, 少數民族學生學業表現不佳、學習動機不強、學習期待不高的現象仍較為普遍, 但與此同時, 兩地區域經濟快速增長、家庭個體快速致富, 教育發展與經濟發展之間相互促進的關聯似乎並不顯著。基於此, 本研究在經濟人類學的視角下, 試圖通過田野調查, 首先解構並呈現教育發展與經濟發展之間的係統特征, 然後闡釋並建構其內在關聯。

經濟人類學視域下少數民族地區的教育發展與經濟發展

  關於教育發展與經濟發展關係的研究大多集中於教育經濟學領域, 以定量研究方法為主, 大致可以歸納為兩種類型: 一種類型是論證通過教育提高人力資本從而促進經濟增長, 如卡爾·馬克思曾提出教育“會生產勞動能力”。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提出“人力資本投資”理論, 強調“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E·F·丹尼森在《美國經濟增長因素和我們麵臨的選擇》中通過數據分析論證正規教育年限的增加對美國經濟增長的貢獻; 新經濟增長理論提出人力資本是現代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和永久動力; 我國教育經濟學家厲以寧、賴德勝、靳希斌、範先佐、閔維方、杜育紅教授等也指出教育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影響非常大。另一種類型則關注經濟投入在教育領域中的效率和量化體現等, 注重計算方法與模型驗證, 例如對教育投入的增加、教育資源配置、教育經費使用的效益分析等。

  現有研究多集中於發達地區和農村貧困地區這兩類差異性、典型性突出的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領域, 而對民族地區基礎教育階段有關教育與經濟發展的關係研究還有待豐富。J·U·奧格布提出“類卡斯特”( Caste Like) 社會階層理論,以階層差異的視角來分析族群差異在社會勞動分工方麵的呈現, 以及在教育過程中尤其是教育機會和學業表現的自行應驗。林耀華主編的《民族學通論》、哈經雄、滕星主編的《民族教育學通論》及滕星主編的《教育人類學通論》中均強調文化的因素, 並指出經濟文化類型的發展和轉型不僅帶來教育的需求, 對教育發展的需求和動力也相應不同。張學敏提出文化-教育-經濟共生機製是民族貧困地區可持續發展的適宜策略;同時指出現有民族教育經濟研究更多地沿用了一般教育經濟學和經濟學的理論, 與民族學、人類學和社會學等學科理論以及民族地區的特殊性、民族性聯係不夠。還有一些學者針對西南民族地區的教育與經濟進行研究, 提出人是影響西南民族貧困地區發展的根本因素,應提高少數民族學生的受教育機會並大量增加地區發展所需的特殊人力資本存量,民族教育需適應民族地區的社會發展、生態環境、經濟結構等,加大民族教育投入、提高經費使用效率。

  據此, 本文擬基於經濟人類學視角研究民族地區教育與經濟發展的內在關聯。經濟人類學是一門從人類學視野出發, 運用民族誌等方法研究人類經濟製度和行為的科學。其先驅馬林諾夫斯基在研究庫拉交易圈後提出, 原始經濟隻是其他社會行為( 如親屬製度、儀式行為) 的一種反映。陳慶德認為經濟人類學對民族的研究實質上是在多種文化和製度的接觸與碰撞中展開的。栗本慎一郎提出經濟人類學研究廣義社會行為的基礎與動因, 是一門從總體結構上、尤其是從結果上考察滿足社會物質需要的結構化“經濟”活動的科學。周大鳴教授指出經濟人類學通過研究人類不同群體的相異性來理解自己生活的社會含義和時代特征。田廣和羅康隆強調經濟人類學的貢獻在於研究經濟的製度脈絡及其對社會的影響。

  綜上可見, 經濟不是獨立的體係, 而是嵌合在整個社會體係當中, 與宗教、文化、教育等緊密聯係。經濟人類學為本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 經濟如何影響人們以及如何通過人們的觀念行為對教育這一社會的子係統產生作用。在研究方法上采用田野調查, 不同於傳統的定量研究或思辨研究,在研究內容上, 側重於教育發展與經濟發展之特征關聯的係統性研究, 不局限於群體或區域因素。首先對雲南省騰衝和景洪的教育發展和經濟發展進行事實呈現, 然後通過對田野資料的整理與編碼, 以“教育”和“經濟”為主題自下而上地提煉歸類, 以厘清二者之間的關係, 最後論證少數民族地區教育發展與經濟發展的關聯表現為“同構”, 並進行理論反思與闡釋。

研究方法與資料收集

  本研究以便利性和代表性為原則。選擇了我國西南邊境雲南省騰衝市和景洪市為田野點。便利性是依托於教育部—聯合國兒基會“移動教育資源與培訓中心”為期 4 年的項目, 其間筆者前往兩市 10 餘次, 每次為期 1 個月。代表性則在於騰衝與景洪具有“地處邊陲但屬交通要道”“屬山區但資源富饒”“民族文化多樣但教育質量不高”等一係列共同特征。騰衝市是以傈僳族為主要少數民族, 儒學文化和僑文化濃厚的大雜居、“少小民族”聚居的區域; 景洪市是傣族文化主導且佛教文化濃厚的傣族大聚居、多民族雜居的傣族自治州。近年來兩地主要依托旅遊地產、邊境貿易、林礦自然資源以及種植茶葉、橡膠、香蕉、咖啡等經濟作物, 實現了經濟快速發展。經濟對教育的促進作用在此並未充分顯現, 現代學校教育發展乏力, 少數民族學生群體“學業表現不佳、學習動機不強、學業期待不高”是兩市共同麵對的教育困境。

  筆者陸續訪談了省教育廳、市教育局及教師進修校等各級教育管理人員 20 餘人; 村小、教學點 20 餘所, 中心校 8 所, 訪談教師 150 餘人( 含校長、教學主任) ; 深入訪談教師 40 餘人, 進行座談會 15 場; 參觀村寨教堂、寺廟 6 所, 聽課 120 節,上課 12 節; 訪談 15 名村民、6 名傣族村寨大佛爺、4 名第一代遷至景哈的哈尼族老人; 期間拍攝了 50 GB 的影音圖像資料, 記錄了約 20 萬字的田野日誌。在宏觀層麵, 通過教育政策分析、地方教育行政部門訪談, 探尋教育外部環境及教育係統的運行邏輯; 在微觀層麵, 通過課堂觀察、教學互動、語言測試、師生訪談、社區觀察、問卷調查等方法了解教學過程。在積累質性材料的基礎上, 將表麵上的“無理性”與內在結構的“邏輯性”一並交融,提煉出本土化的研究脈絡與理論反思。

教育發展:快速普及的多措並舉

(一) 教育快速全麵普及: 從“兩基攻堅”到“均衡發展”

  景洪和騰衝分別於 2000 年、2010 年、2015年, 陸續實現了“普九”、通過“兩基”國檢和義務教育均衡督導評估, 在這一過程中兩市的基本辦學條件和硬件設施得到顯著改善。兩市的 2016年度教育報告顯示, 義務教育階段兩市的小學入學率達到 100%, 年鞏固率高於 99. 9%; 初中入學率達到 98% 以上, 年鞏固率為 99% 左右, “有學上”的問題基本得到解決。

  但兩地的教育發展不均衡問題仍突出, 教育資源、學生構成和學業表現在城鄉和民族上的差異尤為凸顯。騰衝市 Z 副局長說:“教育質量、教師隊伍存在差距, 而且差距很大。尤其是傈僳族地區, 低年級學生的語文較差, 尤其是說和寫方麵, 高年級( 與漢族學生的) 學習成績差距加大”。田野資料顯示兩地學生的期末成績隨著年級升高而不斷下降, 且少數民族學生成績與漢族學生的差距較大, 各科中數學比語文表現得更為明顯。

(二) 教育投入不斷增加: 從客觀條件到師生主體

  改善教育教學環境, 解決“有學上”是少數民族地區教育投入的第一步。景洪、騰衝兩地的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督導評估報告中都強調“繼續加大農村義務教育學校投入力度, 有針對性地加快基礎設施建設, 加快教育信息化建設, 加快教學設備配備”。自 2010 年以來兩地均投入數億元用於學校標準化建設和各學科器材配置。兩地的媒體、教師和百姓都說“農村最漂亮的建築就是學校! ”營養餐的發放對兩地的控輟保學也發揮了積極的促進作用。騰衝市 Y 校長說:“這裏的小孩都不吃早飯的, 他們傈僳族的, 家長一上山, 就一個月一個月地不回家。他們來學校還有的吃,吃的比家裏還好。”在景洪隨機訪談到校門口接孩子的傣族家長說:“上學好啊! 上學有老師管,有地方住, 還有飯吃。”這為邊遠、貧困、民族地區的適齡兒童返回學校和鞏固“兩基攻堅”成果等數據化的指標提供了“溫飽”保證。

  補充充足的教師, 解決“有人教”是少數民族地區教育投入的第二步。教師結構性的數量短缺、穩定性和質量不高, 是“外部裝修”後的首要問題, 教師在民族、性別、年齡、學曆、學科、職稱方麵的失衡, 越是在邊遠、貧困、少數民族聚居的農村地區越凸顯。騰衝市教育局 Z 副局長說:“義務教育改造工程實施之後, 硬件設施的建設得到了根本性的好轉, 相關的設備設施都逐漸配齊了。但是目前還缺乏音樂、體育和美術教師, 所以有些專用教室和配備的設施還不能充分得到使用。”在吸引和留住教師的各類資源中, 住房是最稀缺的, 這體現了土地資本、市場經濟與教育發展相互關聯的內在關係。

  提高教師的專業素質, 解決“上好學”是少數民族地區教育投入的第三步。教師培訓是針對師資薄弱的重要補償方式。在問卷調查中發現約80%的教師未曾聽說過“雙語教育”, 且沒有任何輔助教學的資源和外出培訓學習的機會。騰衝 R校長說:“大多數項目都是對硬件建設的支持, 國家的一些政策也是蓋學校。村小的老師機會還非常少, 現在最急需的是教師的培訓和發展。”

(三) 撤點並校迂回進退: 資源聚集的效率初衷

  從 2001 年提出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布局即“撤點並校”至今, 經曆了從撤並到恢複的迂回過程, 但各地撤並的動力和慣性造成了不可逆轉的現象。雲南省從 2009 年開始實施中小學區域布局調整, 截至 2011 年底共撤並了 9308 個小學校點、112 所中學。2012 年正是該省撤並大舉進行的時間點, 騰衝和景洪兩地被撤並的學校中, 少數民族學生占比近 70%, 其中至少一半在上學期間需寄宿在學校。從本次調查問卷和訪談的結果看, 少數民族學生的成績和對學校的喜愛程度在村小教學點時最高, 到鄉鎮和城鎮學校則逐級降低。撤點並校的政策初衷在於整合農村教育資源 ( 師資力量、生均教育經費、基礎設施、教學設備等) , 提高使用效率, 避免由於過度分散造成教育經費的重複投入, 但客觀上也衍生出了新的矛盾問題, 撤點並校與城鎮化的推進, 使得基礎教育資源進一步向城鎮集中, 加劇了農村的“空心化”和城鄉間、不同民族間的教育差距。

  學生到校距離的增長還衍生出校車安全問題; 學生的學習生活遠離村落, 造成學校學習與現實生活脫節, 少數民族學生的語言與文化適應問題更為突出, 直接影響其學業表現和學習動力; 陪讀、大班額和擇校等問題逐漸凸顯並向縣鎮下移,教師、學生和陪讀家長加速外流, 加重了很多家庭的教育負擔。在城鎮租房或買房間接成為農民“進城”的重要標誌, 無形中迎合了房地產的發展。HQ 中心校校長介紹:“由於邊境高寒山區條件艱苦、交通不便, 這些邊境山區小學很難撤並到壩區完小就讀。一是考慮到傈僳族低齡學生不願到遠離村寨的學校就讀, 如果撤點並校, 近 30%的傈僳族學生將會流失; 二是教師難聘, 有能力、教學成績突出的教師根本不願到這樣的地方任教; 三是能雙語教學的教師匱乏, 目前我鎮在邊境小學任教的教師有 6 人, 其中能進行傈漢雙語教學的正式傈僳族教師隻有 3 名。”撤點並校再次顯示出經濟理性, 教育資源的集中使用強調效率優先, 同時撤點並校也成為配合城鎮化和拉動內需的重要助力。

 (四) 評價製度引導變革: 數字指標量化的激勵機製

  數據表征的現代教育考核評價製度, 是教育快速發展與改革的驅動力, 上線率、及格率、優秀率等成為教育產出的重要數據化指標。績效考核的管理理念認為與利益不掛鉤的考核是沒有意義的, 並且構建了一係列指標體係, 將“能者多勞,多勞多得”的市場規律和績效工資在教育領域使用, 通過量化實現公平與科學, 激發教師工作的積極性。這種考核評價製度的單向性與教育本質的複雜性相矛盾: 一是教育的周期性長、互動複雜、過程多元、因材施教的差異性, 都被量化的、抽象的、標準化的數字所掩藏; 二是擾亂了自然的教育生態, 加劇了社會的分化和學生的分層、師生和家長的焦慮與惡性競爭。如老師們抱怨:“績效工資就是拿我們的錢, 給別人發獎金! ”T 小學校長談到: “教師的進步最主要體現在教學成績上, 教學成績好才有獎勵。今年我還打算在績效工資中加大教學成績所占的比重。我們一定要甩掉倒數的帽子。”在以“分數”為主要指標的績效考核製度下, 教師的管理與教育教學被標準化與同質化,並將壓力最終轉嫁給學生, 少數民族學生因學業表現不佳而受到誤解和疏遠。基於這種評價體係和量化指標, 地方教育發展從統計數據上來看有了明顯而快速的改善, 但其背後隱含的結構性問題仍未真正得到解決。

經濟發展:快速增長的多重路徑

 (一) 經濟持續高速增長: 以地產業為代表的產業結構初步轉型

  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起步晚、基礎弱, 但卻實現了短期內的快速增長。縱向比較, “十二五”規劃實施以來景洪、騰衝的經濟增速均高於全國平均水平( 如圖 1 所示) ; 橫向比較, 景洪、騰衝兩地的產業結構也快速從“三一二”向“三二一”的產業結構調整。以地產業為代表的第三產業, 在兩市經濟快速增長和產業結構轉型中發揮了支撐作用。2016 年兩市不同行業的產值貢獻都呈現出固定資產投資額、房地產開發投資額( 近 20%) 所占比例遠高於農業( 4-6%) 且與旅遊業所占比例大體相等的局麵。兩地經濟高速增長主要依賴於生態環境與自然資源, 人力資本的價值尚未體現。

(二) 資本交換加大投入: 依賴自然資源的粗放發展模式

  當前, 少數民族地區在生產資料、勞動力和生產製度方麵普遍呈現出“一強兩弱”的特征, 即自然資源豐沛、人力資本匱乏、現代經濟製度尚未成熟穩定。因此短期內實現經濟快速增長主要依靠粗放型發展模式。“平地種香蕉, 坡地種橡膠”是當地流行的一句話。其後旅遊景點開發和基礎服務設施建設占用了大量農業用地, 騰衝和景洪的經濟發展模式陸續經曆了傳統經濟作物種植、“木頭財政”、礦產開發與建材貿易、“土地財政”和旅遊地產。景洪的 H 老師和 T 老師談到:“以前版納是國家儲備糧基地, 現在我們吃的米很多都是從外麵買的了。”1998-2002 年間, 騰衝市的耕地總麵積減少 2486. 2 公頃, 其中有 70%用於旅遊開發和旅遊設施建設。2012 年引資 15 億元用於再造一座“山地新城”, 規劃麵積為 176594平萬公裏。2014 年深圳一投資公司投資 10 億元興建騰衝“極邊第一街”文化旅遊景區, 占地295 畝。當地房地產供給迅速增加, 已超過了本地居民的需求。H1 老師說“世紀金源來了之後,這裏的房價都被炒起來了, 很多房子都是外地人來買的, 空置著。”投資作為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 通過資源消耗來換取資本投入的粗放發展模式, 推動兩地從農業經濟向非農經濟主導轉變,但仍無法體現產業結構對人力資本和教育發展的需求。

  (三) 資源聚集提高效率: 城鎮化實現土地流轉和人口結構化

  城鎮化已成為少數民族地區在現代化進程中勞動力和生產資料聚集流轉的重要動力: 一是將原來分散的人口和剩餘的非傳統農業勞動力( 即在非農忙時期 或由於農活減少而產生的勞動力) ,通過城鎮化建設盡可能集中到城鎮規劃的區域內; 二是將分散的土地資源集中規劃或流轉,提高規模效益; 三是城鄉統籌發展必然要求基礎設施建設先行, 通過交通物流、水庫電站等擴大招商引資, 拉動經濟增長。

  一方麵, 城鎮化率是農村人口向城鎮聚集的重要指標, 從農產品生產者轉變為農產品消費者,其消費傾向和消費結構也會隨之變化。騰衝市城鎮化率從 2011 年的 33. 8% 提高到 2018 年的45. 5%; 景洪市城鎮化率從 2011 年的 40. 57% 提高到 2018 年的 48. 77%。景洪市政府的行政人員曾說“對於我們擁有 50 多萬人口的地區來說, 城鎮化率每提高一個百分點, 就會有 5000 多名農村人口進入城鎮居住、生活、就學、就業, 帶動就業率的增長。”

  另一方麵, 人口民族分布與資源分布的對應性分化加劇, 兩市的少數民族大多聚居在資源匱乏、條件艱苦的山區、半山區邊緣地帶, 而相對平緩和資源豐富的平原中心地帶主要是由當地的主體民族聚居生活, 如景洪的傣族和騰衝的漢族。城鎮化一方麵加劇了民族人口在空間分布上的分化, 另一方麵又在試圖通過教育和勞動力轉移調和改變固有的結構。城鎮化帶動了新一輪的經濟發展和人口流動, 但同時也使人們離開了原本適應的生存環境和生產方式, 對教育和人力資本的要求也隨之提升。

(四) 市場經濟提升動力: 製度改革改變社會生產關係

  市場經濟正在由表及裏地變革著少數民族地區的生產關係———生產資料從集體共有到市場調節, 生產目標從崇尚自然到追求效率, 供需關係從有節製地滿足基本生產需求到追求利潤最大化。

  兩地經濟發展第一階段的主要特征是效率優先。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 國際貿易和汽車工業快速發展, 我國橡膠價格持續走高, 景洪的傣族人因此紛紛從稻作農耕轉向了種植橡膠, 但卻因缺乏專業種植知識而受挫。L 老師談:“很多村民不懂, 以為種得密就好, 其實對橡膠樹的生長是非常不好的。還有的村民, 等不到割膠期就開始過度割膠, 導致膠樹的壽命縮短。”T 老師說:“以前傣族人不這樣, 種地講究是輪耕, 種的糧食夠吃就行了。現在也變了, 到處種橡膠樹。”邊貿木材業也帶動了騰衝的脫貧, 如騰衝 Y 老師說:“我們村寨現在比較落後貧困, 是因為過早地開發了木材, 當初木材市場沒有興起的時候, 價格還沒有現在這麼好, 但現在木材買賣好了, 這裏的樹木已經過早、過度地被開采了。”

  兩地經濟發展第二階段中, 市場經濟轉變了運營方式和利益分配形式。如“傣族園”位於素有孔雀羽翎之稱的橄欖壩, 原是傣族人生活居住的寨子, 現已成為國家 4 A 級旅遊風景區。1999年, 當地政府引進外地公司管理傣族園, 總投資1. 5 億元。傣族園以“公司+農戶”的模式運作, 即村民提供村寨建築和文化資源, 以其世代所居的幹欄式竹樓群落、自然生態環境、田園風光以及古老的佛教文化、長期生活勞作中形成的民族文化等構成景區的主背景, 公司投資改造景區基礎設施, 統一策劃、包裝宣傳, 雙方共同參與, 走向市場並互利互惠。景洪 Y 老師說:“整個村寨的旅遊經營和管理都交給外來的企業進行管理, 蓋一個傣樓給多少錢, 種一盆花給多少錢。開始, 大家也都不敢這麼做。後來, 商家以一戶為示範, 這麼做了後真的拿到錢了, 其他家也跟著模仿。你按照他們的要求, 布置得越多, 能拿到的錢就越多。”

  兩地經濟發展進入第三階段的標誌是出租土地、轉變供需關係。在生產資料的開發效率和存量不高、初級勞動者的生產水平還未發展的情況下, 外來資本和人口的流入會對當地的社會經濟產生巨大影響。1994 年的分稅製和 2003 年的房地產市場放開, 使得地方財政的壓力和土地流轉釋放的活力相繼出現, 出租土地成為低投入、高產出的選擇。相比傳統的農業種植和雇傭工作, 省時省力、無需太多技術和資本投入且短期內回報較高, 景洪許多村民將土地出租給外地人種橡膠和香蕉。年租金從最初的 350 元 /畝發展至現在的 1100 元 /畝不等, 租期一般 6-8 年。騰衝則是直接將山區租給外地開采商, 租期約 50 年。H 老師說:“一個少數民族農民可以掙兩份錢, 既是地主, 又是工人。把自己的地租給外麵的人管理, 同時又在自己的地上給人家打工。”

  景洪、騰衝經濟發展的上述階段性進程再次印證了市場經濟的催化作用, 它改變了政府與市場、人與土地以及人與人的關係; 在教育未能同步發展的情況下, 依舊可以通過“多勞多得、效率優先”的激勵機製來激發個體勞動者的積極性, 提高個體生產效率和競爭意識; 從分散的、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規模經營轉變為相對集中的規模經營,通過分工專業化實現集體組織的高效進而加速經濟增長。

結論:同構是少數民族地區教育發展與經濟發展的一種關聯

(一) 理論闡釋與建構

  “同構”原是數學概念, 指在數學對象之間定義的一類映射, 即兩個元素的集之間元素相互對應的關係。如果兩個結構是同構的, 那麼其中的元素會有相似的屬性和操作, 對某個結構成立的命題在另一個結構上也就成立。本研究則將其延伸應用到社會科學領域的民族教育研究中, 用以深入探討經濟發展對教育發展的影響及其特征。將經濟與教育這兩個社會子係統視為兩個元素的集, 探尋二者之間元素———如發展模式、運行邏輯、結構分布、動力機製、價值理念等的對應關係;如果教育發展與經濟發展是同構的, 那麼其特征與結論也應相互適用。首先,這種映射關係不是單個因素的簡單對應, 而是在具有一定結構的係統因素之間的關係; 其次, 它不同於 S·鮑爾斯和H · 吉丁斯的對應理論, 該理論是以教育與經濟的關係這一視角來闡釋學校教育和社會結構的階層化問題, 具體包括管理者與教師、師生、生生之間以及學生與作業之間的關係, 都一一對應地複製了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中的等級結構關係。

  資本匱乏和基礎薄弱是少數民族地區教育和經濟發展的初始條件, 但城鎮化為其提供了一個快速轉變的機會。(1) 在這一發展階段, 教育發展與經濟發展的初期模式均屬於粗放型, 教育發展通過加大投入率先補齊基礎設施建設的短板,以如期實現“兩基攻堅”目標, 經濟發展則通過消耗自然資源換取資本投入, 以實現快速增收; (2)在運行邏輯上, 教育發展通過“布局調整、撤點並校”來實現規模化辦學的效率提升和資源優化使用, 經濟發展則通過城鎮化來調節城市與農村的人口分布, 從而實現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的效率最大化; (3) 在結構分布上, 教育過程中呈現出明顯的城鄉分化, 隨著年級升高和就學地點從村寨轉移到城鎮, 少數民族學生的學業表現和升學率逐漸降低, 經濟發展的分層則體現在少數民族人口生活多聚居在資源相對匱乏、自然環境較為惡劣的區域, 在勞動力市場上多從事初級的、低附加值和低流動性的服務性工作; (4) 在動力機製上,教育領域中“唯分數論”衍生出績效考核與考試選拔的評價機製, 成為競爭、選拔、分層和淘汰的製度工具, 在經濟理性引導下的數字指標成為評價發展的關鍵依據, 成為科學、客觀和公平的代表; (5) 在理念價值上, 教育發展與改革過程中追求“普惠與效率”時受到了經濟理性的深刻影響,選拔式的育人機製以犧牲兒童全麵發展來換取應試技能和考試分數的提高, 在經濟發展方麵則是以犧牲環境、生態和可持續發展來換取短期見效的經濟增長。

  經典的少數民族學生學業成就歸因理論關注文化、語言、階層等維度以及個體或群體的主觀因素, 本研究在此基礎上側重從更為宏觀的社會係統層麵來分析少數民族教育發展的外顯特征和內在機製。在辯證地論述經濟與教育二者關係之餘, 更注重少數民族地區在快速進入現代化這一發展中國家必經的特殊階段時, 經濟環境、經濟發展模式、經濟行為對人產生的潛移默化的影響, 及其在教育發展過程中的顯現。我國的現代化進程剛剛從高速發展轉入減速放緩階段, 時空維度均被高度壓縮並形成了巨大慣性, 城鎮化的虹吸效應明顯, 越是後發展的邊遠農村和民族地區, 其生態資源和文化資本越脆弱, 也越受限於處在發展鏈條末端和產業結構底層的劣勢。社會轉型的速度越快, 經濟發展的慣性影響就越強、越深, 與教育發展的關聯也愈加複雜、緊密, 從教育外部的環境製度、人才結構到教育內部的課堂教學、評價方式和教育理念等都會受到影響。

( 二) 探討與建議

  2018 年和 2019 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做好“三農”工作的若幹意見》中都強調了優先發展農業農村、重視生態文明建設的國家戰略方向。少數民族地區多處於農村地區, 在城鎮化和現代化進程中, 教育發展同構經濟發展之關聯不可回避, 但更需剝離出教育發展的本質特征。

  首先在價值理念上, 各級行政管理部門需要明確教育的特殊性, 確立少數民族地區教育優先發展的長期規劃, 不能用行政化的管理方式和評價方式來對待教育。第一, 教育具有長期性、滯後性、間接性, 不同於經濟發展追求“效率優先”“收益優先”。人才培養的周期遠長於技術更新和產業發展, 如不優先發展教育, 將無法應對民族地區未來社會生產與經濟的發展需求。第二, “優先發展教育”在實踐中不應被轉化為“速度焦慮”,在跨越式發展中不應以數據化指標為唯一的考評依據, 要避免以他者視角和身份給民族地區強加發展目標。不能用同一化、城市化的標準進行衡量, 不能以數據攀比為目標、犧牲生態資源和民族文化為代價、不顧現實條件地製定超常規與跳躍式的發展規劃。第三, 尊重本土經驗、生態資源、文化傳承、民族關係和社會經濟環境, 能夠換位思考, 結合本土文化與教育發展的獨特性和曆史性, 盡量減少城市化中心帶來的差距, 形成適切且有質量、有特色的教育。

  其次在結構分布上, 人力資本的構成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經濟結構, 應提前布局民族地區的教育結構, 加強義務教育後的職業教育。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經驗顯示, 擁有大量但沒有接受教育的人口時, 優先掃盲、發展技能教育( 職業教育)還是優先發展高等教育成為政府的決策關鍵, 因為教育係統的資源分配將影響經濟的投入與發展。初等教育是基礎已成為廣泛共識, 但隨著學校教育水平的提高, 其邊際回報率正在下降, 教育的回報模式正在改變, 初等教育的完成似乎對增長率的影響不大, 但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影響是非常顯著的。高等教育人口是服務業增長的關鍵支撐, 工業增長率則主要受中等教育人口比例的影響。這也再次說明在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同時期, 教育促進經濟增長的回報出現了結構性突破。經濟增長不會隨義務教育的普及而變化, 義務教育後的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影響才更為直接。對民族地區而言職業教育更為緊迫, 這一點在 2019 年 2 月頒布的《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中也有體現。工作場所成為聯結地方經濟與職業教育、成人教育最直接的場所, 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也能最直接地貢獻於區域經濟發展。 因此在鄉村振興的背景下,“就地城鎮化”將成為逐步縮小城鄉差距、調整人口分布的重要方向。建議調整民族地區的教育結構, 加強適合民族地區、民族文化背景的職業院校和專業建設; 同時加強“三農”工作隊伍的建設, 注重成人培訓和社區培訓, 在招生、就業、企業經營的製度財政等方麵都給予大力支持, 提高民族地區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的質量和民族地區學生的就業創業技能, 也切實通過“學生資助”實現學生就學就業、全家脫貧。

  最後在發展模式上, 教育也應從粗放式逐步轉向集約式, 重視教育發展的內涵、軟件和質量。國外研究結果顯示, 低質量的初等教育可能會形成較高的識字率, 但是並不利於技能的獲得和積累。以印度為例, 雖然初等教育普及, 但許多學校存在教師曠課和不負責任的現象。這也對我國民族地區的義務教育提出了警示, 教育發展的過程內涵和師資建設屬於易被數據化指標所遮蔽的問題。社會成員的成就需求與社會經濟發展呈正相關, 那麼通過加強學校教育和教師培訓, 對教師和學生這兩個相互影響的主體應雙管齊下,分別提高學生的成就動機和教師的專業能力, 即通過教育首先扶“誌”, 然後再談扶“智”, 激發文化自信、轉變態度, 才能由內而外地產生變化, 從而為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注入內生力, 最終實現良性的教育扶貧。

  來源|《民族教育研究》2019年第3期

  作者|王學男(中國教科院教育發展與改革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