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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大偉:教育是否有助於打通貧困治理的“任督二脈”

【瀏覽字體:】 發布時間:2021-04-06 來源:欧洲杯足球

  扶貧先扶智,治貧先治愚。教育是脫貧攻堅的重要手段,也是實現貧困人口和貧困地區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方式。2020年是“脫貧攻堅”的收官之年,也是“後貧困”時代的開啟之年,教育承擔了承前啟後的作用。在這樣的現實背景下,從城鄉差異的視角研究教育扶貧的路徑和效果具有多重意義。從理論角度看,有助於理解城鄉貧困狀態變動的深層原因,能夠係統性、全方位和多角度地審視教育扶貧的機製;從實踐的角度看,有助於區分和精準評估城鄉貧困變化,打通城鄉教育扶貧的障礙,提升教育扶貧的科學性、有效性和針對性;從政策角度看,有助於在城鄉間形成參照,也能夠為“後貧困”時代的貧困治理和扶貧長效機製的建立提供政策依據。

國內外研究進展與述評

  教育扶貧主要通過政策施加影響,所以本文重點聚焦於宏觀層麵開展相應的 研究。從宏觀經濟角度看,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共同影響貧困變化,有學者將這種機製定義為貧困——增長——不平等三角(PGI三角)。PGI三角為教育扶貧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即教育通過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影響貧困狀 態的改變,下文將對各個要素之間的聯係和影響進行詳細闡述。

  (一)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同時影響貧困治理

  在最初對貧困的研究中,很多學者從單一機製看待貧困的變動,認為存在“涓滴效應”,隻要保證經濟持續增長就可以自然地消除貧困。該理論的發生機製取決於兩個方麵:一方麵,經濟增長可以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另一方麵,貧困人口可以間接從富人的消費中獲得好處,從而導致貧困發生率隨經濟增長而下降。這一效應得到了很多學者的驗證,Ahluwalia等以及Ravallion和Chen均認為經濟增長實現了人均收入的提高,從而有效地減少了貧困的發生,Dollar和Kraay認為貧困人口的收入與社會平均收入存在對應關係,與經濟增長“掛鉤”的窮人也從中受益。但是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以及對以往研究成果的不斷比對,很多學者發現經濟增長並不一定導致貧困的減少,反而有可能會帶來貧困程度的惡化。大多數的研究得到了較為一致的結論,即經濟增長和收入差距都是影響貧困的因素,對貧困改善分別起到 正向和負向的作用。Adelman和Morris很早就指出,涓滴效應發揮作用存在特定的前提條件,經濟、社會、製度等方麵的原因都有導致其失靈的可能。Ravallion和Datt將衡量貧困指標的變化分解為增長和再分配兩部分,並使用該方法研究了20世紀80年代巴西和印度的貧困問題,證實了這個觀點。Kakwani和Pernia認為,雖然經濟增長的確可以實現減貧的目的,但收入分 配在減貧中發揮著更加重要的作用。沈揚揚認為經濟增長和收入差距對緩解貧困分別具有正向和負向作用。陳立中也認為,人均收入水平越高,貧困則更有可能受到收入不平等的影響,而區域內收入不平等越嚴重,貧困對收入不平等的反應就越遲鈍。陳飛和盧建詞以及江克忠和劉生龍均認為經濟增長賦予了農村貧困發生率下降的動力,但一旦分配結構發生扭曲,就會阻礙經濟增長帶來的福利,導致減貧速度放緩。

(二)教育對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的影響

  在教育和經濟增長的關係方麵,各位學者得到的結論相對一致。孫一平和周向利用2001-2003年省級麵板數據的研究發現,農村人力資本是促進中國農 業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鍾水映等使用2000-2013年省級麵板數據的研究結 果發現,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對經濟增長具有正向的影響,甚至能夠抵消 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帶來的損失。但在教育和收入分配的關係方麵,多位學者的研究結論存在一定分歧。Ashenfelter 和Cecilia的研究表明,學校教育能夠有效地提高個人技能及其收入水平,從而降低了先天、家庭背景等因素對收入分配差距的影響。但卡諾伊等對金磚國家的研究認為,高等教育入學規模的大幅度擴張對促進收入分配平等隻起到了微乎其微的作用。在針對國內的研究中,李祥雲認為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對於收入分配在各個地區之間存在差異,在東部地區對收入分配均等化具有顯著作用,而在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則總體上擴大了居民收入的差距。許永洪等的研究發現,從整體上教育水平 的提升加劇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性,至少在短期內教育沒有起到減緩收入差 距的作用。楊楠和王坤認為高等教育的入學機會公平影響了收入分配差距。胡德龍的研究也發現,隻有在教育均衡發展的前提下,收入公平才有可能實現。

(三)研究述評

  如上所述,從教育到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再到貧困治理,研究者在各個環節均進行了諸多有益的研究。然而,當前對教育扶貧路徑的分析多是孤立的 和分散的,沒有將增長和分配納入到統一的框架中,而且對於其中教育作用的認識仍然存在一定分歧。本文力求對上述問題做出細致的回應,這也是本文的邊際貢獻所在。

  根據以上分析,本文設定的研究思路如下:首先,基於城鄉差異的視角,將貧困變動按照增長和分配進行分解。然後,以教育作為起點,從增長和分配兩個維度構建傳導路徑,將之前片段化的研究整合為一個完整的體係,係統性地審視教育扶貧的機製和效果。

數據來源和處理方法

(一)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的麵板數據來自中國健康營養調查(CHNS),其中江蘇、山東、河南、湖北、湖南、廣西和貴州參與了曆次的調查,自1997年起CHNS又逐步將北京、遼寧、黑龍江、上海和重慶納入了調查範圍。經過各個屬性的重新組合,本文最終使用的數據量為46921,覆蓋的年份包括1989年、1991年、1993年、1997年、2000年、2004年、2006年、2009年、2011年和 2015年。該樣本的分布較為合理,涵蓋了東中西部地區,也體現了經濟、社會、人口不同層麵的發展程度,對於全國具有較高的代表性。

(二)貧困標準

  對絕對貧困的界定存在國際與國內兩種標準,二者各有利弊。最新的國際貧困線是世界銀行於2015年公布的1.9美元/天。國際貧困線的優點是具有長期的穩定性,對貧困人口的界定不會產生巨大的波動,缺點主要體現在換算國際標準的過程與現實存在一定偏差。相比國際貧困線,國內貧困線的優點是更符合我國國情,會隨著國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和政策支持力度的增加不斷提高,缺點是不具有連續性,部分年份國家沒有公布貧困線的具體數值。

  通過對國際、國內貧困線優缺點的對比,本文認為國內貧困線能夠更加客觀地反映國內貧困的現實狀況,故采用國內貧困線對貧困進行界定,並在研究過程中對缺失年份的數據進行估計。對於農村貧困線,考慮到 2011年國家將其大幅度提高至2300元(2010 年不變價),因此數據的補充分為兩個階段。2011年以前以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絕對貧困線作為參考,2011年後以2300元為基數,兩個階段均以農村消費價格指數作為推算依據。對於城鎮貧困線,現有文獻中的計算方法均不一致,目前有明確說明的城鎮貧困線來自 於王有捐的研究,他利用馬丁法計算出2004年城鎮貧困線為2985元。本文以此年份為基準,按照城鎮消費價格指數對城鎮貧困線進行估算(見表 1)。本文對於全國所有地區使用了統一的貧困線來界定貧困,但差異化的貧困標準將是未來的發展趨勢。我國地域遼闊,經濟發展不平衡,各地的物價和消費習慣有所不同,導致貧困人口麵臨的實際情況存在一定差別。在2020年之後的“後貧困”時代,如果能夠實現貧困線的因地而異,將更有利於開展富有針對性的扶貧行動。

 (三)貧困變動計算與分解

  貧困變動是指前後兩期貧困人口的福利變化,反映在收入分布曲線上即貧困線以下兩期麵積的差值。根據圖 1中函數f(·)、均值μ 以及貧困線Z在時間 t和t+1的變化,貧困總體變動一般意義上可以表示為:

  同時,貧困變動可以按照增長效應、分配效應和貧困線變動效應進行分解。在貧困線和收入分布不變的前提下,收入均值引起的變化稱為增長效應 ;在貧困線和收入均值不變的前提下,收入分布引起的變化稱為分配效應;在收入分布和均值不變的前提下,貧困線變動引起的變化稱為貧困線變動效應。

  本文采用假設收入對數正態的方式計算各省份曆年的貧困程度以及貧困總體變動。這種方式具有較為深入的研究基礎,Adams以及Klasen和 Mosselhorn的研究均表明,經濟學研究中經常采用假設收入對數正態分布的方法,這是對現實很好的描述方式。國內的研究也提供了重要的實踐支撐,阮敬和詹婧的研究表明了曆年CHNS各縣市原始數據符合收入對數正態性假定,並利用該方式判定了國內的親貧增長情況。除了1989年初次調查規模較小,CHNS在其他年份各省單元中均達到了較大的樣本量,符合該方法的使用條件。同時,本文對分省分時間數據分別進行了 P-P圖和 Q-Q圖的分析,檢驗結果與上述結論一致。由於檢驗結果所占篇幅較長,本文在此不再贅述。

  在具體操作層麵,貧困變動及分解存在多種方式,包括Datt-Ravallion方法、Kakwani-Subbarao方法、SST指數分解法以及Shorrocks的分解方法。Datt-Ravallion方法分解之後有殘差,無法實現完全分解。Kakwani-Subbarao方法在分解時規定了貧困線不變,具有較大的約束性,不適用貧困線頻繁變動的情況。SST指數經過改進已經較為完善,可以分解為貧困發生率、平均貧困缺口比例以及貧困缺口比例的分布情況,但是與本文的研究思路之間存在一定差異。綜合衡量上述方法的利弊,本文采用Shorrocks的分解方法,其原因在於:第一,該方法能夠實現完全分解;第二,可以將貧困線的變動影響納入分解範疇,第三,與本研究的思路具有較高的契合性。Shorrocks分解的基本思路如下:如果Ck表示每個元素的貢獻,σ=(σ1,σ2,…σm)表示在序列中元素被移除的順序,S(σr,σ)={σi|i>r}表示仍然留在序列中的元素,邊際效應可以表示為:

(四)模型設定

  增長和分配的變化取決於許多因素,包括初始的增長速度、貧困線的位置以及不平等的初始水平,而動態麵板回歸模型可以很好地滿足這些要求,故本 文使用此方法進行研究。經過Arellano以及 Arrelano和Bond的研究,動態 麵板回歸模型已經發展地較為成熟。Arrelano和Bond利用蒙特卡洛模擬對動態麵板回歸 GMM殘差序列相關的方法進行了驗證,表明估計結果中隻存在極其有限的、可忽略不計的樣本偏差,是一種有效的估計手段。動態麵板回歸的基本模型為:

 (五)變量處理

  本文數據構建的主要步驟如下:第一,以每兩個相鄰時間節點作為一個時間 區間,計算各省份貧困總體變動;第二,按照增長效應、分配效應和貧困線 變動效應,對各個省份貧困總體變動進行分解;第三,以每個時間區間(如 1989—1993,以此類推)各個省份的增長效應變動和分配效應變動分別作 為因變量;第四,對每個時間區間內各省份後一時間節點的相關變量按照一定方式進行轉換,得到自變量,然後與因變量組合形成麵板數據。因變量的具體描述分析可見研究結果中貧困變動與分解結果部分。

  關於自變量的處理有幾點需要說明:第一,本文選取的自變量是融合了文獻分析與CHNS已有數據的結果。當前鮮有文獻從區域層麵評估貧困增長效應變動和分配效應變動的影響因素,但無論從任何角度研究貧困現象,教育和健康都是人力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脫貧的重要動力。同時,本文在分析文獻時發現,人口和年齡特征、區域多樣化程度、區域經濟狀況和交通狀況均是影響貧困治理的要素。根據上述分析,結合CHNS采集的信息,本文確定了變量列表(見表 2)。第二,為了滿足自變量的要求,本文采用均值的方式處理了部分變量,以實現個體信息向區域信息的轉換。CHNS記錄了樣本 個體的受教育年限以及健康狀況,同時也對個體所在地的人口密度、區域多樣性、經濟發展狀況、交通狀況進行了評估。本文在省級層麵對這些信息進行了平均,以完成與因變量的對接。第三,本文采用了標準差作為各省份教育公平程度的表征。教育公平程度可以從兩個角度進行測量,其一是依據主觀的指標體係,其二是通過客觀的計量方法。從指標體係角度進行的研究有很多,但這些研究主要依靠主觀判斷,數據收集較為複雜,並且相關抽樣調查的可靠程度值得商榷。如果單純從計量方法看,基尼係數、泰爾指數和標準差三種方法均可以計算教育公平程度。教育基尼係數的計算基於受教育程度和人口的分布,但由於受教育年限存在上限,因此對於近年來的數據,教育基尼係數變得越來越不敏感。泰爾指數存在類似的缺陷,當個體值與均值接近時,會迅速趨近於零,也會造成對公平的測度不敏感。同時,泰爾指數對高端和低端的敏感程度不同,容易進一步造成誤差。標準差雖然同樣存在缺陷,但反應相對靈敏,可以作為計算教育公平的一種權衡。本文采用了標準差的方式來表示教育公平程度,但進一步尋找更加科學和合理的方法,也 是本研究後續的工作之一。

研究結果

  (一)貧困變動與分解結果

  1.農村和城鎮地區貧困變動的差異較大

  貧困變動的計算結果顯示,1989-2015年期間,農村與城鎮貧困程度總體變 動分別為正值0.099和負值-0.098,總體上農村為非親貧增長,城鎮為親貧 增長。如果單獨審視增長效應的變動,雖然在有些年份存在一定程度的波動,但無論在農村還是城鎮,增長效應變動在1989-2015年期間的累計值均為負值,表明增長效應顯著改善了城鄉貧困(見表 3第 5列)。在大部分年份分配效應和貧困線變動效應為正值(見表 3第 6列和第 7列),二者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增長效應帶來的福利。相比之下,貧困線變動效應的影響遠大於 分配效應。值得注意的是,由於貧困線變動效應屬於國家提升貧困幫扶程度的主動行為,所以如果剔除貧困線變動效應的影響,1989-2015年期間農村與城鎮貧困總體變動分別為-0.086和-0.681,均為親貧增長。城鎮地區貧困變動在絕對值上遠超過農村地區,表明城鎮貧困的改善力度更強。

  2.農村和城鎮地區貧困變動的主導因素不同

  農村地區的貧困變動呈現出兩個明顯的特點:第一,各個省份的增長效應變動趨勢較為一致(見圖2左上圖)。1989-1997年期間增長效應較為“強勁”,尤其是 1993-1997年期間,對貧困變動的影響較大。而在2000-2015年期間,多數省份增長效應都在0刻度線附近徘徊。第二,由於貧困總體變動與分配效應變動在形態上非常相似,可以判斷農村地區的分配效應占主導地位,決定了貧困總體變動的趨勢(見圖 2左中圖和左下圖)。各個省份的分配效應在 1997年前未表現出一致的規律,1997-2009年期間總體趨近於 0,2009年後又顯示出增強的趨勢。

  城鎮地區的貧困變動趨勢和農村地區相比存在共性,但也存在明顯的差異。第一,與農村地區相似,各個省份的增長效應變動表現出了較為一致的趨勢(見圖 2右上圖)。除了 2000-2004年期間,其餘時間內大部分省份增長效應變動均在 0 刻度線以下,表明增長效應在大部分時間內起到了改善貧困的作用。第二,與農村地區顯著不同是,城鎮地區增長效應變動占主導地位,決定了貧困總體變動的趨勢,在 1997 年 後這種決定性的影響尤為明顯 (見圖 2右上圖和右下圖)。而分配效應 變動在各個省份之間沒有體現出共同的規律,趨勢線未表現出較為一致的形態(見圖2右中圖)

(二)教育對增長效應變動和分配效應變動的影響

  1.受教育水平對農村地區增長效應變動和分配效應變動均存在顯著影響

  由於農村和城鎮貧困在表象、成因還有貧困識別標準上都存在較大差異,因 此本部分對農村和城鎮分別進行了獨立分析。農村地區增長效應變動回歸結果顯示,在依次引入各滯後變量後,受教育水平無論顯著性還是數值自始至終均保持相對穩定(見表 4)。受教育水平係數為負值,表明受教育水平的 提升有助於改善貧困狀況。

  以受教育水平的標準差作為表征教育公平情況的變量,本文審視了受教育水 平和教育公平對分配效應的影響。農村地區分配效應變動回歸結果顯示,在依次引入各滯後變量後,受教育水平同樣顯著且保持穩定。與增長效應不同 之處在於,平均受教育水平的係數為正,表明有使分配效應增加的趨勢,進而推動貧困變動數值向正向移動,對貧困改善將產生消極的影響。教育公平係數不顯著,表明現階段影響農村地區分配效應變動的因素主要是受教育水 平,教育公平對分配效應的變動沒有產生實質性的影響(見表 5)。

  2.受教育水平與教育公平通過兩條路徑在城鎮貧困治理中共同發揮作用

  先後納入增長的一階和二階滯後變量以及分布的一階滯後變量後,城鎮地區 增長效應變動回歸結果顯示,受教育水平無論顯著性還是數值自始至終保持穩定(見表 6)。同農村地區類似,受教育水平係數為負值,表明受教育水平的提升有助於改善貧困狀況。

  在依次引入各滯後變量後,城鎮地區分配效應變動回歸結果顯示,平均受教育水平同樣顯著、穩定且係數為正,表明具有使分配效應增加的趨勢,這一點與農村地區相同。但是教育公平情況體現出了與農村地區的差異。教育公平的係數顯著、穩定且為正值,與分配效應具有一致的趨勢(見表 7)。回歸4中教育公平程度係數不顯著,可能是由於二階分布滯後抵消了部分教育公平的作用,但整體而言教育公平情況在回歸中相對穩定。由於數值越低代表公平程度越高,所以這一回歸結果表明教育公平的改善有助於降低分配效應,進而能夠改善貧困狀況。更重要的是,與受教育水平係數相比,教育公平對分配效應變動的正向影響遠大於受教育水平產生的負向影響。

 (三)模型檢驗

  為了得到準確的估計結果,本文使用不同的方法對模型進行了檢驗。增長效應變動和分配效應變動均由貧困總體變動同步分解得到,二者的作用機理不同,從理論層麵是相互獨立的。但為了避免增長效應變動和分配效應變動的 隨機擾動之間仍然存在同期相關性,本文利用似無關回歸進行了分析。似無關回歸的基本模型如下:

  其中,各個方程之間的隨機擾動項之間存在同期相關。控製了個體效應的回歸結果表明,無論是受教育水平還是教育公平程度,其係數的顯著性和符號均與前文模型得到的結論一致(見表 8)。此外,農村和城鎮地區的Breusch-Pagan 獨立性檢驗的結果均不顯著,P值分別為0.939和0.166,表明增長效應變動和分配效應變動之間不存在同期相關。基於上述結論,本部分檢驗的價值在於:一方麵,檢驗結果表明似無關回歸模型未能提高估計的效率,將增長效應變動和分配效應變動進行獨立估計是可行的;另一方麵,進一步驗證了前文估計結果的穩健性。

結論與啟示

  當前,貧困治理的效果仍然有待鞏固,貧困治理的內生動力仍然未完全形成,而源於貧困人口自身的內生動力是實現貧困治理可持續的核心內容。在 2020年這個關鍵的時間節點,研究教育治理貧困的機製,是一項承上啟下的任務,不僅有助於打通當下製約教育扶貧效果的障礙,也是對未來相對貧困 治理的長遠之謀。

  從宏觀視角看,增長效應和分配效應兩條路徑可以被喻為治理貧困的“任督二脈”。基於中國健康營養調查(CHNS)12個省份 1989-2015 年的數據,本文從城鄉差異的視角按照上述兩條路徑研究了教育扶貧的路徑與效果。實證結果顯示:從增長效應看,受教育水平在城鎮地區和農村地區均是影響增長效應變動的顯著和穩定的因素,受教育水平的提升有助於貧困的改善。從分配效應看,教育在城鄉之間治理貧困的效果上存在共性和差異。在共性上,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增加了農村地區和城鎮地區的分配效應,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貧困的改善;在差異上,教育公平程度的提升對農村地區分配效應變動的影響不顯著,但對城鎮地區卻具有正向顯著的影響,且效果遠高於受教育水平提升引起的抑製作用。

  根據上述結果,我們有理由認為教育的作用在城鎮地區和農村地區貧困治理中實際處於兩個不同的階段。城鎮地區已經形成了教育治理貧困相對完備的體係,受教育水平和教育公平通過增長效應和分配效應兩條路徑共同施加正向的影響。雖然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通過分配效應抑製了貧困的 改善,但是其提升帶動了經濟增長,而且教育公平在分配效應中發揮的正向作用遠超過受教育水平帶來的負向影響。反觀農村地區,若以城鎮地區作為參照,教育對貧困的治理仍停留在單純依賴受教育水平的階段,即單純依靠數量的階段。根據前文得到的結論,農村地區的分配效應對於貧困改善具有主導作用,然而當前的現實是農村地區教育公平因素對分配效應沒有產生顯著影響,不具備改善貧困的能力。

  由於教育關係到貧困人口的可持續發展,所以在未來貧困治理過程中,針對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的教育扶持政策應當承擔起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既需要在一定時期內保持相對穩定,又需要有的放矢和有所突破,持續為貧困人口注入內生動力。總體而言,農村地區教育公平對貧困治理的“無效性”恰恰指明了今後教育的努力方向。農村貧困地區教育布局和發展不應局限於“有學上”,更應強調“上好學”。隻有通過高質量均衡打造更加公平的農村教育發展環境,才有可能打通教育公平在分配效應路徑上的障礙。具體而言,為了更大程度發揮教育在貧困治理中的作用,本文認為如下幾點建議可以作為參考。

  第一,以幫扶教育之貧作為行動原點,持續加大貧困地區教育支持力度。著重提升農村貧困地區教育水平和教育質量,繼續發展農村貧困地區義務教育,建立城鄉一體、均衡發展的義務教育體係,支持農村貧困地區普通高中教育建設和中等職業教育建設。使貧困地區盡可能避免勞動力大量流失的現狀,使不具備外出求學和務工能力的勞動力能夠生於家鄉、長於家鄉、學於家鄉、奉獻於家鄉。

  第二,以教育治理貧困作為行動目標,持續提升貧困地區人口的自我發展能力。健全職業教育學生資助製度,降低農民入學門檻,解 除 入 學 後 顧 之 憂,提升農民受教育水平。以職 業 教 育 為 切 入 點,培育貧困地區新型職業農民,將學習和農業勞動有機融為一體。通過教育手段培養有誌於改善貧困現狀的帶頭人,使他們有機會接受更高一級的教育,也讓他們有能力反哺家鄉。

  第三,以供給側改革作為保障條件,持續提升貧困地區教育公平程度。供給側改革的時代背景和行動方案很好地契合了教育扶貧的痛點和難點,也為教育公平的高質量發展帶來了希望。教育公平問題是農村貧困地區普遍的短板,但其不平等的成因各不相同,可歸因於公平理念的缺失、環境的約束、責任理念的失衡等種種因素。擴大貧困地區教育高質量精準供給,直麵成因,因地製宜,因人施策,有助於針對教育公平的短板發力,也有助於農村地區教育公平在貧困治理中發揮出效力 。

  來源|《教育與經濟》2020年第6期

  作者|劉大偉(中國教科院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