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微信

王學男:中國製度優勢賦能教育扶貧

【瀏覽字體:】 發布時間:2021-02-01 來源: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製定實施了一係列治理方案和實踐策略,使脫貧攻堅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決定性進展,並在此過程中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貧困治理體係與治理效能。2020年,“三區三州”決勝教育脫貧攻堅,關乎全麵小康的實現,更是我國扶貧工作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目前,我國對“三區三州”的教育扶貧政策體係日趨完善,基本形成了國家決策部署、多部委協同參與、教育部主體主導、涉及“三區三州”的省級配套、縣級執行的治理體係。這一體係及其運行體現出“治理”在堅持黨的全麵領導、多層次多中心的治理結構、以人民利益為治理核心和有效互動的參與式治理模式等製度優勢,在“三區三州”教育扶貧政策執行過程中賦能升級。
  《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中指出,要實行中央統籌、省(自治區、直轄市)負總責、市地縣抓落實的工作機製,強化黨政一把手負總責的領導責任製。《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三年行動的指導意見》中明確提出,以保障義務教育為核心,確保貧困家庭適齡學生不因貧失學輟學;並強調多部門職責分工與行動落實;精準傾斜,突出聚焦深度貧困地區和特殊貧困群體,強化到村、到戶、到人的精準幫扶舉措;改進扶貧方式,扶貧項目要讓貧困群眾多參與,進一步激發其內生動力。
  2017—2020年間,國家和有關部委印發了多份國家層麵涉及教育扶貧的政策文件,在近兩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對教育扶貧均有所強調。這些政策文本呈現出政策範圍、政策目標愈加明確聚焦,重視精準落實的共同特征。在財政方麵,增量主要用於“三區三州”等深度貧困地區,嚴格資金管理提高使用效率;在教育扶貧目標和措施上,以保障義務教育為核心,以學校辦學條件、師資建設和學生資助為主要途徑,通過“控輟保學”來提升教育基本公共服務水平;以提高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就學機會與質量,落實教育阻斷貧困代際傳遞、勞動力轉移的社會功能。2018年,教育部和國務院扶貧辦印發了《深度貧困地區教育脫貧攻堅實施方案(2018—2020年)》,將扶貧範圍和對象明確聚焦“三區三州”等深度貧困地區,明確提出精準建立教育扶貧台賬、穩步提升教育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實施推普脫貧攻堅行動、多渠道加大教育扶貧投入四項任務。
  省級配套“三區三州”教育扶貧政策是聯結國家戰略與基層落實的關鍵樞紐。涉及“三區三州”的相關省(自治區)基於自身區域發展基礎、貧困區域的麵積和人口數量及類型、已有的政策資源、扶貧目標和發展規劃,配套製定各有側重的教育扶貧政策和具體措施。省級政府將“三區三州”教育扶貧政策的製定與執行,作為補齊地方教育發展短板的重大契機。省級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門將國家政策資源與本地發展實際需求相結合進行統籌協調,基於地方政策的空間和理性選擇,各地因地製宜、按需設計,對教育部要求的主體內容和任務目標進行精細拆解,政策執行主體和責任不斷下沉,其中控輟保學和學生資助的成效最為顯著。例如,雲南側重於義務教育階段的控輟保學、“全麵改薄”與均衡發展,新疆兵團主要通過職業教育助力脫貧攻堅,青海則從資助保障、師資建設和公益就業三個層麵來實現脫貧,四川、甘肅、新疆、西藏少數民族聚居的深度貧困地區,除上述政策要點之外,還將重點下沉到村級幼兒園的學前教育與推普脫貧。
  “嵌入式幫扶”充分發揮人的主體性作用,注入政策執行的組織活力,實現教育扶貧的“從人民中來,到人民中去”。在教育扶貧的政策執行過程中,通過“第一書記”“駐村工作隊”“訪彙聚”“對口支援”“幹部掛職”等形式,進行嵌入式幫扶,通過發揮幫扶主體外部的自身資源和能力優勢,來激活當地被幫扶對象的內生動力,以“人”為激活援助與受援雙向的主體,重構治理過程中的結構。
  通過人的“嵌入”,帶動和撬動地方人力和組織建設的聯動發展,著重以教育為路徑,從文化觀念、科技知識、環境資源、製度建設等方麵達成人的“智誌雙扶”。嵌入式的外來人力資源的支援,為重構治理結構、落實信息化助力、改進地方行政考核評價、帶動並激發貧困群眾的內生動力,提供了重要的治理體係和組織性力量,對貧困地區和貧困戶進行最直接的精準幫扶。
  在政策製定過程中,加強政府、國內外專家、社會組織等多方協商互動,注重開放信息平台,聽取不同利益相關主體和第三方機構或個體的建議,同時厘清不同主體的責權邊界和考核評估標準;政策文本表達中,突出多元主體的共同參與和共同治理,橫向上各部委聚力聚焦,縱向上不同層級上下聯動,同時注重社會力量的引入與整合,激發民眾主體、特別是貧困人口的主動性和內生力;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將地方政策的製定權力適當下沉,更多賦權省級政府,以充分激發其積極性和主動性,提升政策執行的效能度和適切性,更加注重縣級政府,乃至於鄉鎮基層政府和幹部在執行公共政策上的重任,特別是麵對政策質量、利益幹擾、體製束縛、行政環境等多種因素造成的困境,積極有針對性地尋求化解之道的執行力和創造力;在落實“精準扶貧”的途徑方法中,借助信息化手段實現數據庫建設、數據共享、動態跟蹤等;在政策效果的考核評估中,更關注政策的長效影響,特別是扶貧對象在“智誌”方麵的脫貧,以“智”育“誌”和以“誌”扶“智”的觀念意識和思維方式等方麵的轉變,體現出政策執行中更深層次的獲得感共享和公民參與性,這種“人民性”不僅僅體現在直接享受政策的成果上,更體現在參與政策執行的終端和過程中。
  (原載1月29日《中國教育報》。作者王學男,係欧洲杯足球 教育發展與改革研究所助理研究員)